海辺の独裁者

日本大人計画劇団主宰松尾スズキ的短篇小說集。多年前在臺灣看過作者自編自導自演、獲得第71回読売文学賞（戯曲・シナリオ賞）的舞臺劇《命、ギガ長ス》，有了想多一點接觸作者敘事風格的想法，雖然遲遲沒有付諸行動，但在看到本書的出版資訊時，沒有太多考慮地購入閱讀。在自己非常膚淺與主觀的想像中，一個劇作家嘗試用短篇小說這樣的文體或媒材來說故事，撇除要製作一檔舞臺劇需要多方配合與龐大資源投入等現實考量，可能就是要得到更大的空間與自由度，在沒有道具、陳設、燈光、演員聲音表情或肢體動作等元素的支撐下，僅透過文字就在讀者的腦海中搬演一齣戲，可以有更長篇幅的角色內心世界描繪，或也可以更不受制約地變換場景與時空。

舉例來說，在〈それしか〉中，一個因為交通事故而喪命的男子，魂魄回到家中，看見妻子和小王私通，甚至把男子的骨灰罈弄倒也沒察覺。這番景象讓男子想起其是引發交通事故的元凶，甚至還造成多名學生傷亡。於是男子對眼前一切無計可施，只能把被背叛當成是必須為其罪孽下地獄受罰的一環。在短篇小說的篇幅內，敘事的許多細節可以不用被描繪，亡魂的心境變化，逐漸清晰的視野與逐漸鮮明的記憶，才是敘事的焦點，雖然這樣的敘事展開並沒有撐起一齣戲的張力。婚姻與死亡的主題，也出現在〈それぞれの言い分〉與〈約束〉兩篇故事中。而如同〈それしか〉一樣，作者發揮其想像力，寫出非貼近讀者日常經驗的故事，讀來雖然不能說不有趣，但卻也會讓人有疑問，不知道作者是希望讀者去思考或體會什麼，而這或許是這些故事沒有戲劇張力的原因之一。

同樣不算很有戲劇張力的故事是〈ただの素人のあかんぼう〉。主角職業是撰寫電影評論文章，決定要訪問一位其曾經喜歡、不算大紅大紫的導演而來到導演獨居的破舊房子。主角詢問導演是否有印象深刻、讓演員演技被激發出來的經驗，導演則是先說了知名硬底子演員的演技其實是被過譽的案例，而後再說出也有最後無法上映、但在其中演員表現優異的電影。之所以讓電影無法上映以及讓演員表現優異的原因是同一個，因為當時演員所懷抱的是一個真的嬰兒屍體。一個敘事轉折完全無法被預料、結局不知是要把讀者帶往何方的故事，表面看來似乎可以做成一齣對話劇，但仔細想想好像又過於平淡，少了一些詼諧、風趣或戲謔。

書名同名作則是另一種或許不適合用影像或真人演出來呈現的故事。主角從大學輟學、追著從墨西哥來日本表演的樂團成員來到異國，跟一個在很多方面都不是理想對象的當地男子結婚，年輕生下一個女兒後，丈夫死在監獄中，而其日本的原生家庭則選擇與其斷絕關係。在異國落地生根的主角，靠著在名產店當店員與在妓院打掃勉強過日子，對其實來歷不明、住在破舊妓院一間房裡的老人產生興趣，甚至答應為其撰寫傳記。作者給讀者的資訊很片段、很零碎，雖然並非沒有脈絡或展開，但就是少了可以支撐起一個有完整結構之故事的基礎與底蘊。〈巡礼〉則是另一篇不適合搬上舞臺或螢幕的故事，因為讓不同登場人物從各自視角出發，接續述說在同一個場景中所發生的事情，這需要讀者在閱讀文字敘述後自行組織成敘事，而很難被用影像或表演等形式呈現給觀眾。

〈明智光秀〉以及〈ものまねのある風景〉或許可以說是，作者用其在表演工作與演藝圈的相關閱歷為基礎，疊加上其想像力與創意所創作出的故事。在前者中，出演類戲劇或綜藝節目短劇的無名臨時演員，投入心力扮演明智光秀，卻被扮演織田信長的知名演員及其兒子所陷害與背叛，讓臨時演員如同重現歷史場景一般，放火燒了知名演員父子住所。後者則是講述主角嫁給曾經想成為專長模仿之搞笑藝人的丈夫，並結識曾與其丈夫一同表演、也擅長模仿的丈夫友人們。丈夫要與友人們一起經營小型表演場地，讓男性友人模仿成丈夫與主角發生關係，而丈夫也與模仿主角的女性友人外遇。這樣假作真時真亦假、混淆真與仿真界線的敘事，或許讓人讀來感覺新鮮有趣，但卻沒有太多餘韻可以回味。

〈オランダ人たち〉與〈許されない男〉則是荒謬色彩濃重的黑色嘲諷，有不有趣就看合不合個人品味。

刑事葛城 正義の銃弾

日本推理小說家中山七里的作品。與自己過往讀過之作者作品有所不同的是，本書故事的敘事展開並非鋪陳謎團事件、描述偵辦過程、找出事件真相的線性結構，而是一開始就揭露了凶手的身分與其湮滅證據的手法，並在敘事展開的前半段就揭露了凶手的動機。本書故事講述一個警察在一場混亂中趁機殺害另一個警察，而後隱藏其凶手身分的警察與第三個警察一起辦案，前者想隱蔽真相，後者則懷疑事有蹊蹺，兩人進行心理戰與鬥智攻防。主要從凶手視角出發的敘事，時不時穿插從想讓真相水落石出之警察視角出發的敘事，這樣的敘事視角轉換，讓本書故事的敘事節奏更有變化，也讓其對鬥智攻防過程之描述更立體而深刻。

在新宿發生以當地為勢力範圍之黑道幫派，想要肅清所謂「トクリュウ」之犯罪分子的大規模械鬥，雙方均有數十人參與，持槍在街區流竄並相互攻擊，而警方面對這樣前所未有、嚴重且危險的集體暴力行為，則是應對得相當狼狽，對個別員警來說甚至是震撼教育。本書故事冒頭就鋪陳出這樣刺激讀者感官、挑戰讀者日常生活經驗的場景，會讓人讀來感覺好奇，其後續之敘事將會如何展開與收束。然而，或許是不想讓篇幅過於厚重，也或許是因為這樣規模與程度的暴力衝突事件，要在虛構的敘事中處理得全面、深入與有條理，本來就絕非易事，所以本書故事的敘事焦點很快就被放在警方全力偵辦警察在械鬥中被殺害的事件。而讓前述敘事規模限縮之轉折不會讀來讓人感覺牽強的理由則是，警察對於自己人被殺害感到同仇敵愾，所以會盡全力偵辦，定要逮捕凶手歸案。

當然，作者也不至於完全放掉黑道與「トクリュウ」在街頭駁火這個設定所能帶出的敘事內容，所以其鋪陳出有組織的黑道幫派，將其所掌握、把參與槍戰當成打工的人員名單，做為籌碼與警方談判並取得交換利益，而雖然警方對此很感冒，卻也只能妥協。當真正凶手成功把殺警的嫌疑嫁禍給為錢參與槍戰的年輕人時，黑道所提供的資料，幫了原本無法確定嫌疑人身分的警方一個大忙，卻也讓真正凶手陷入必須多殺一個人來封口的處境。作者用前述敘事橋段來稍微勾勒一下黑道與「トクリュウ」的對比與差異，也為限縮敘事規模的轉折增加一些戲劇張力，即使之後的敘事便僅聚焦在描述殺警凶手與辦案警察之間的攻防戰，而大規模街頭駁火事件被模糊成背景，漸漸淡出讀者的視野。

一開始真凶放走來打黑工的年輕人，撿起其所遺落、上面有其指紋的改造手槍，並在遇到欲殺害的對象時，用改造手槍行凶，企圖嫁禍給參與槍戰的年輕人。因為被害人是近距離被槍殺而感覺事有蹊蹺的警察，就案情點出一些疑點而讓真凶開始緊張，並讓真凶在當時被其放走之年輕人的行蹤被其發現後，決定先知情不報並祕密接近年輕人，再伺機將之殺害並偽裝成意外。堅持要追查真相的警察不知從何而來的靈感，決定追查死者過往的人際關係，發現其涉及多起感情糾紛，並據以掌握到真凶之所以對死者恨之入骨的原因。而當真凶自掘墳墓地在追查真相的警察身上裝設竊聽器時，這樣畫蛇添足的敗筆，便讓警察有機會設下陷阱來反將一軍。

然而，如果把本書故事界定為一部倒敘推理的作品，則對自己來說，作者的表現可能僅止於差強人意而已。前述敘事展開，就自己對倒敘推理作品之表現所要求的標準來說，有點太過粗糙而不夠細緻。偵探的致勝關鍵一招是因為凶手偶然犯下的錯誤而成立，同時讓偵探能夠掌握真相全貌的線索來源，也並非凶手在與其互動過程中所透露的蛛絲馬跡，這樣的瑕疵都是自己覺得會減損閱讀倒敘推理作品之樂趣的地方。

死者是一個辦案能力與績效可能都還不錯的警察，卻也是一個在處理感情問題時表現非常糟糕的人。有些人格特質反映在工作上就是拼命三郎的原動力，但反映在做人處事上就可能是偏差價值觀與荒唐行徑的根源。又或者人本來就是複雜而充滿矛盾衝突的生物，一張表現良好的成績單，並不足以被擴大解釋為，代表一個人的各種面向。

ゾンビ回収婦

日本小說家小砂川チト的作品，為175回2026年上半期芥川賞的授賞作。或許是因為芥川賞的評選標準是聚焦在題材的新穎度而非敘事的精緻度與成熟度，所以一個把其實有點單薄卻很譁眾取寵之題材、用不太在乎結構與脈絡而只放大異想天開與另類觀點之手法、所創作出來的虛構故事，就可能會受到青睞。本書故事的敘事在結構上完全沒有在建構支撐、參照、迴圈或收束，在脈絡上則是有許多留白與空缺，連線性展開都有點斷斷續續不連貫，就更遑論形成縝密交織的多重敘事軸線。或許也是受限於篇幅，作者好像就只是想著告訴讀者，一些其認為讀者不曾想到過的想像或不曾思考過的狀況，而偏廢了把故事說好，或至少把故事說完整的工作。

與丈夫同時失業的女子，在丈夫離家出走後，像是陰錯陽差地進入某個應該是射擊遊戲所虛擬出的世界，取代前一任的非玩家角色，成為清理被射殺殭屍遺體的清潔人員。這樣的設定很獨特也很新穎，甚至讓人期待可以用來塑造出一連串的狀況或事件，讓身在其中的登場人物去面對、認知與檢視己身存在意義或價值。然而，作者選擇不去細緻或嚴謹地鋪陳出狀況與事件，而只是聚焦在讓身為第一人稱敘事者的主角抒發情緒、陳述意見或做出評價，並讓每件在故事中發生的事件，以及每個登場的人物，都是無來由地出現，沒有脈絡或前因後果地來去。於是，主角所體感的情感與所表述的觀點，都像是浮在水面上的油或飄在空中的棉絮，沒有依附，沒有根基，讓人無從投射經驗，也無法對照現實。

作者讓本書故事的敘事變得很飄忽甚至空洞，完全沒有貼近現實的質地或重量，可能是為了要深化或突顯，其所想要描述的虛妄與荒謬，那種當代人失去相對界定存在意義之度量衡的孤獨感與虛無感。然而，失去生活現實的對照，任何想要指摘現實太過空虛或貧瘠的企圖都會失去力道與支撐，因為在虛擬的想像中沒有可以讓人標定其情感或觀感的座標或基準。

如果從事清理殭屍遺體的工作是一種沒有意義但卻折磨肉體的體力活，那麼主角必須被困在虛擬世界中的理由是什麼？只是因為其在現實中失業？但是其並未積極尋求再就業，而是不惜殺害前一任來取而代之？如果主角只是需要一份工作來安身立命，則那些想要被感謝、被肯定、被看見的欲求不滿，又是所為何來？如果工作就只是為了求溫飽的勞心勞力，那麼已經工作到腰酸背痛的主角，又是哪裡來多餘的心力去反省其如何在一群殭屍中自處？作者在其虛構中抽掉了幾乎所有的現實，讓讀者再也無法去辨識主角的能動與被動，去釐清其行為的動機或牽動其行為的力量，而只能看到主角像是掉進夢遊仙境的愛麗絲，只是一直在遭遇到各種光怪陸離，在庸人自擾與鬼打牆，卻對脫出當前狀況或逃出生天毫無作為甚至想法。

這樣的敘事到底能傳達給讀者什麼樣的訊息呢？讀者不可能活在本書故事所描述的虛擬世界中，因為這個與殭屍戰鬥的遊戲空間不可能是科幻小說所描述、做為當前現實投射出去的近未來。人類會變成人工智慧運作的道具、人工智慧會取代真人、活成殭屍是人類可能的演進方向、人類之後只能做著像是收屍般的工作等等，就算要為本書故事穿鑿附會出一些隱喻或象徵，可能也會太過勉強，因為其敘事並沒有指涉或對準一個可用來參照或對比的現實，只是不斷在想像、編造與生成文字，自然無法讓人望文生義，就像沒有給人字典卻要人翻譯一段沒有學過的外文一樣。

讀者可以共感主角希望被認同或被賦予價值的需求嗎？或許有些人可以，但是其應該是很善良地為作者填補了許多空白，很積極地拉近敘事與其日常生活的距離。在自己無法釐清主角是無路可去還是隨波逐流地留在成為與殭屍搏鬥之戰場的飯店裡，也無法理解為何在那個世界中工作變得如此個體化與邊緣化的情況下，要自己投射生活經驗在敘事上，進而產生共鳴，可能並不容易。對自己來說，一個在虛擬世界中清理殭屍遺體的人，與在現實世界中打掃街道的清道夫，或在辦公大樓維持環境清潔的清潔人員，其工作經驗會有多大不同，可能是一個在作者並未能說明細節卻又總是讓自己感覺是在無病呻吟的情況下，會讓自己完全無法從閱讀中找到答案的問題。